世界文学工作坊浙江大学哈佛大学共论灾难文

当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来，一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危机使得全球人类再次面临存亡续绝的挑战。病毒的出现测试了人类身心的健康和适应力，彰显了各政府治国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异同，重组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网络和政府对于特定群体的福利制度，也向我们揭露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内外，从微观到宏观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疫情，作为灾难的一种，不但揭示了人类和万物之间的纠缠和互联状态，也为各领域的学者和思想者带来种种思考：人类要应该怎样通过跨国际、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合作反思灾难的意义？如何集结历史、文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媒体研究、宗教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在灾难文化与华语文学的既定研究范围内，讨论灾难在各历史阶段的呈现方式，以及各历史阶段人类如何应对、理解和反思灾难文化，进而在全球亚洲（GlobalAsia）的框架下对灾难、文学和人类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提出实践层面的新应对措施和理论层面上的新理解方式，是我们需要潜心研究的重要学术新方向。

作为浙江大学和哈佛大学为期五年的全球合作计划（GlobalPartnershipFund）的首发活动，浙江大学于年11月6日-7日，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办了“第二届浙江大学-哈佛大学世界文学工作坊，灾难文化与华语文学：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新方向”。

本次工作坊的宣传海报本次工作坊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共同召开，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承办，旨在通过与会学者的共同参与和讨论，推动本学科相关学术问题的发展。本次工作坊的联合主席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进教授，以及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亚洲中心主任罗柏松（JamesRobson）。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生陈济舟、哈佛大学南亚系博士生曲洋、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朱钰婷担任会务组秘书。此次会议的论文将以“灾难文化与华语文学”为名，由金进教授和罗柏松教授担任主编，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同时，此次“浙江大学-哈佛大学世界文学工作坊”亦将于明年6月在浙江大学（杭州）或哈佛大学（波士顿）继续举行第三届国际会议，以推动和深化中美顶尖高校之间的全球华语文学研究方面的合作。

11月6日上午的主旨发言由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进行点评。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亚洲中心主任罗柏松的演讲题目为“山崩地裂：宗教、文献，天灾”，讲座着重于灾难、宗教和文学之间的交叉点。通过对年里斯本大地震和海啸这一欧洲历史上重大灾难的回顾，罗柏松教授对灾难作为文学创作的催化剂作用进行了讨论。他强调，年里斯本的自然灾难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启蒙运动的哲学乐观主义，进而动摇了欧洲哲学的基础。这一灾难成为了文学的催化剂，让从伏尔泰和卢梭到亚当·斯密、歌德、康德和阿多诺等学者们进一步思考这样一场灾难对宗教和国家意味着什么。其次，罗柏松教授将讨论转移到灾难与东亚宗教文学之间的联系上，并尝试回答：在东亚的宗教文学，尤其是中国佛教文学中，灾难是如何被概念化的？东亚的宗教文献中是如何理解或解释灾难的？其他作家又是如何将灾难和宗教联系起来的？最后，罗柏松教授指出，无论是从社会行动层面或是心理层面，东亚的宗教文献都对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灾难提供了充分的指导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教授、赖肖尔日本研究所代理所长唐丽园（KarenThornber）的演讲题目为“福岛核电站事故后的女性主义、环境主义、亚洲以及世界文学”。唐丽园教授首先简要概述了20世纪的日本灾难文学，特别是多年来被日本文学机构以及日本和国际学者及翻译家边缘化的原爆文学。其次，通过对其两本学术著作《生态含混：环境危机与东亚文学》以及《全球化疗愈：文学，宣传，关怀》的回顾，唐丽园教授从比较的角度讨论灾难文学和浩劫文学（例如，大屠杀文学和原爆文学）的重要性，并指出环境人文、医学/健康人文和医学-环境人文等领域可以为现在全球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提供新的见解。唐丽园教授认为，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和世界文学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性，但以环境为导向的生态文学批评长期以来一直忽略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的贡献；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亦常常回避对环境危机等议题的讨论。最后，通过对日裔美国作家露丝·尾关（RuthOzeki）年出版的获奖小说《不存在的女孩》（ATalefortheTimeBeing）部分段落的文本细读，唐丽园教授指出，尽管在小说的背景中，女性的历史和文学常常被“消音化”，尾关却着重突出了女性的声音；同样的，尽管小说中环境因为人为的因素而不断恶化，尾关的叙事却彰显了非人类的韧性（nonhumanresilience）。

露丝·尾关《不存在的女孩》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王德威的演讲题目为“论灾难：忧患叙事VS.幽暗叙事”。王德威教授首先简要回顾和梳理了全球华语文学的相关文学背景和作家作品，介绍了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吴明益的《复眼人》、《苦雨之地》，骆以军的《匡超人》、《明朝》等作品中对灾难以及危机的文学乃至“后人类”想象。其次，王德威教授将徐复观的“忧患意识”（crisisconsciousness）以及张灏的“幽暗意识”（darkconsciousness）等概念相结合，表示忧患意识与其叙事在华语文学中源远流长。年时，徐复观等学者反覆斟酌修改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文宣言》中即反映了面对危机时，知识分子和作家们那“花果飘零”般由悲而壮的忧患情怀；反之，张灏在年代由《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书中提出，西方历史中那对人性之恶进行反思的“幽暗意识”是孕育西方民主传统的根源，而中国的儒家思想虽也有类似洞见，但仍怀抱着乐观的人性论。王德威教授总结道，幽暗意识中那不为人知的人性之恶是一种深不可测的黑洞，但通过反转重叠的文学论述及隐喻，人们仍可能去无限接近并理解那深不可测的幽暗，并在其中找寻那灵光一现的可能性。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聂珍钊的演讲题目为“文学伦理学批评：论灾难与选择”。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自然选择基础上发展出伦理选择理论，并以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教诲、伦理环境、伦理语境等术语为核心建构批评话语体系，用伦理的观点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以此阅读、理解、分析和阐释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可以很好解释文学中的灾难书写，例如，当一场瘟疫降临忒拜时，俄狄浦斯的伦理选择是追求真理和自我牺牲；当父亲被谋杀和国家发生重大事变时，哈姆雷特选择复仇仍然不失理性并不断进行哲学思考；当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国及其它国家时，不同人物如英雄或叛徒走狗都是不同伦理选择结果，并因英雄的选择而赢得胜利。灾难是对所有人的道德考验，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不同选择能为我们提供道德启示。

台湾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系特聘教授、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廖咸浩的演讲题目为“明朝不仅只有明朝：明朝如何骗过灾难”。廖咸浩教授指出，新冠疫情的流行已经提醒我们，人类正在奔向一个并没有人类存在的世界。我们已经登上了人类文明的顶峰，但在它的最底端，有一种正在腐烂的、叫做“人”（Anthropos）的病毒。人类已然成为了整个非人类世界的克星。自现代开始以来，人类就如同海德格尔式的“常备储备”（standingreserve）一样对待地球，同时制造出越来越多可以想象和难以想象的物体。这些物件既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荣耀，也敲响了人类文明的丧钟。现在，我们将如何应对美与疯狂共存、人类与病毒并存的这种自相矛盾的人类状况呢？我们一直在玩一场战胜灾难的游戏，通过不断超越自我发展和超越自我来消除对自我的所有威胁，尤其是细菌和病毒。然而，当这场大流行开始时，我们可能已经意识到，被称为病毒的神秘物体是人类永远无法完全控制的、拉康式的“灭绝”（extimate）。正如齐泽克所说，“我们都是病毒”，而灭绝已然迫在眉睫。也许我们能够在我们真正被确定为病毒之前，通过某个虫洞将自己（而不是一个孤独的AI）喷射到另一个宇宙中，德勒兹将此称之为“相信世界”（tobelieveintheworld）。希望骆以军的小说《明朝》只是一个寓言，而不是人类自我毁灭的预言。归根结底，要智胜外部的灾难需要我们先超越自己。

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朱寿桐的演讲题目为“仁学传统及其在文学中的淡漶”。朱寿桐教授指出，灾难文学呼唤着“仁”，但我们的文学已经淡忘了“仁”。“仁者爱人”，对应着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尽管中国现代文学主流对西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掀起过多次批判热潮，但我们不可忘记，“人”的忽略其实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中国古代“仁学传统”的漫漶与变异。通过对儒家传统中“仁”的意义以及仁学的淡漶进行回顾和反思，朱寿桐教授总结道，即便当代作家仍持续这种将“仁”淡漶化的传统，人性因此成为了一种最危险的因素。而正是中国古代仁学传统的淡漶，导致了现代人学发展的片面性。

11月6日下午的小组讨论由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朱文斌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张重岗、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张羽点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计璧瑞的报告题目为“文学中灾难书写的功能和想象力——《野猪渡河》的几重面向”。计壁瑞教授指出，有关灾难文学的论述并不少见，特别是在某个（自然）灾难发生之后。通过对马来西亚华语作家张贵兴的小说《野猪渡河》与其灾难叙事的讨论，计教授对灾难书写在文本中的影响力、表现形态及其与历史的关联，包括灾难的无可逃脱、灾难感的唤起、灾难叙事的见证与记忆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通过援引爱尔兰作家约翰·波恩描写大屠杀的虚构文本《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在具体细节上缺少真实经验却依然打动广大读者的例子，计教授认为，虽然《野猪渡河》的部分细节不那么经得住推敲，有些时间的衔接也略显粗疏和模糊，但在灾难呈现和记忆上依然足够令人印象深刻。

张贵兴《野猪渡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少川的报告题目为“抗日战争中的伤痛叙事——读哈金《南京安魂曲》”。江少川教授指出，哈金的作品中不仅有他与其父亲两代人的军旅经历，更融进了作家对抗日战争历史深沉的研究与思考。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将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如实再现”，通过“一种人化的历史真实”，逼真反映出那样一段特定时代的历史。通过“在场者”眼中的“南京大浩劫”以及在人们心灵上的投射、刺激、伤害与悲愤，彰显出历史文学较之单纯虚构的作品更加引人入胜、扎实有力、动人心魄。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不仅崇史尚实，更以历史文学的形态与独特的艺术视角，再现了抗战期间日军南京大屠杀惨不忍睹的犯罪史，并以西方人与中国百姓为“在场者”，见证了日本法西斯的惨绝人寰的暴行与民族的大灾难，警醒人们要以史为镜，铭记历史。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小琪的报告题目为“欧美华裔/移民女作家自传性作品中国叙述的不可靠性”。赵小琪教授指出，海外华人女作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既具有中国文化的背景，又深受英美文化的影响，既想解构中国男权占主导的传统权威，又想融入到欧美的主流社会思潮中，不同文化的影响导致了她们思想、情感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就导致了她们笔下的“不可靠性叙述”。通过对《芳华》，汤婷婷的《中国佬》、《女勇士》，李彦的《红浮萍》等作品的比较研究，赵小琪教授对“本土华裔作家家族记忆的遗忘与加工”、“华人集体记忆的销声与重建”、“本土华裔作家对历史文学经典文本的改写”、“移民作家文学文本与社会互文本的对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沈庆利的报告题目为“学科命名与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之‘贯通’”。沈庆利教授首先对“华语语系文学”的不同定义和理解进行了反思，并对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围”进行了讨论。其次，沈教授认为朱寿桐教授年提出的“汉语新文学”概念不仅有助于开辟出一种“海内外”汉语批评界走向理论对话的新途径；亦是以理论建构的方式，对“华语语系文学”做出的迄今为止最有力的反驳和“抗争”。虽然“华语（汉语）”作为“语系”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但以“华语文学”取代大陆学界较多使用的“华文文学”概念，倒是颇有道理且似已成为一种学界“新潮”。最后，沈庆利教授希望可以用“（跨境）境外华文文学”来取代现有的“世界华文文学”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之名称。沈教授认为，“境外（跨境）华文文学”既避免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名不副实”，又绕开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学科名称的过于冗长与繁琐，同时保持了这一学科“跨区域”、“跨学科”的“特区”性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德才的报告题目为“历史小说《张仲景》与灾难文学”。胡德才教授从程韬光教授创作的长篇小说《张仲景》着手，认为程教授从素所熟悉的唐代历史转入东汉乱世，主人公由诗人而医学家，其中包含了作者对瘟疫病源的反思，也以此书向历史上为民族健康事业作出贡献的医圣致敬。胡教授认为，书写灾难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对人类遭遇的灾难性事件的纪实性描述，具有历史的认识价值；同时，它们也是对灾难中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审视与展示，具有艺术的审美价值。优秀的灾难文学还应从历史的高度对人类与灾难的关系进行理性的反思，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思想的启迪。胡教授指出，程韬光先生的历史小说《张仲景》因新冠疫情爆发而触动创作灵感，一方面，通过对张仲景抗疫人生的艺术再现，成功地创造了医中圣者张仲景的形象；另一方面，小说中对瘟疫病源的寻找，对医人与医天、治病与救世的思考与探索，显示了作者反思历史的深度，因而也显示了灾难文学的思想高度。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堂会的报告题目为“作为方法的‘灾害文学’——百年来中国灾害文学的内涵、表征与特质”。张教授认为，“灾害文学”并不是“灾害”和“文学”的简单相加，“灾害意识”才是判断“灾害文学”的一个核心因素。我们在对“灾害文学”进行定义时，“灾害文学”就既是内容，同时也是一种方法。面对灾害，文学表达有其一定的限度，灾害叙事要经受伦理的考问。从灾害的时间维度来考察，当代文学灾害书写呈现为直面现实、想像历史、未来预言等三种形态。苦难构成了灾害文学的一种基本底色，苦难叙事是灾害文学书写的一种主要模式。灾害文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它具有一种非常态特质。灾害文学以现实主义精神为主导，以一种抵抗的姿态介入当下的公共生活，既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审美功能，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还兼具记录历史、反思灾难和心灵救赎等特殊功能。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燕丽的报告题目为“女性的悲歌：断裂与联结——灾难在小说中的感性力量”。梁教授指出，从《金陵十三钗》、穆紫荆的《战后》和张翎的《余震》，灾难在作品中不仅作为情节因素，而且成为感性力量。梁教授试图解析三部作品中灾难和人物命运、结构方式、主题思想的关系。天灾人祸不可拒绝地骤然降临，造成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断裂，剥夺人们与这个世界习以为常的联结。普通人与这个世界的联结往往通过具体的人、事、物，其中人的联结，尤指那些与自我存在发生深刻联结的关系，这种联结成为我们与这个世界联结的明证。灾难造成的断裂，意味着我们丧失本然和自我破碎的深邃体验，但也意味着我们抽离关系，重建与世界新的联结，重新确认自我的可能。三部小说不仅透过灾难造成的断裂、丧失，彰显个人与世界的联结与重新联结，彰显自我确认和自我成长等问题，而且，三位女作家不约而同地把灾难书写转化为女性书写。在战争的背面，在劫后余生的日常生活书写中，灾难的“余震”往往由女性默默承担。“战争的面孔非女性”（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诺贝尔奖得主），但女性正如大地厚德载物。那么，作家笔下的南京大屠杀、张翎笔下的唐山大地震和穆紫荆笔下的德国纳粹战争，如何举重若轻地转化为女性命运的悲喜剧？

张翎《余震》《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的报告题目为“后疫情时代的精神出口与文化重整——从新近的几个中短篇小说谈起”。曾攀对钟求是的《地上的天空》、沈大成的《葬礼》、石一枫的《半张脸》、郑在欢的《还记得那个故事吗？》进行了讨论和解析。曾攀指出，无论是《葬礼》中通过对于人与机器的相互延伸讨论，讲述了生命本“身”的共情与哀婉；或是《半张脸》里戴上口罩的“半张脸”作为昏昧不明的、不断延宕搁置、需要重新辨别与再次体认的新表征；亦或是《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中，通过讲述与聆听的回环往复将“故事”不断解构，又不断结构，形成的一种元叙事，现实历史的裂缝却不总是能够轻易弥合的。从现实追溯历史，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历史照见尘埃与灼华，牵出成长或萎缩的证言，人们不得不历经现实种种的重整和迂回，于焉隐忍、退避、进击，也返照现实历史的层层累累。出于时代的语境和限度，有的部分会在历史中蒙尘，沉默于时间的迷雾，因而需要一个澄明宏阔的出口，解开这一出隐于重峦叠嶂之间的谜语。在后疫情时代揭开现实历史的真容，并不简单，需要的是真切而显豁的历史意识，于焉洞开一个文化的空间，寻觅一个恢弘畅达的精神通衢，并将之导引至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之中，进行周旋、搏击与重整。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项义华的报告题目为“灾异书写：从历史到文学”。项义华指出，灾难是对人类生活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巨大损害，它包括自然的灾难和人为的灾难。前者往往可以称作自然灾害，在中国古代又常常被称为“灾异”，相关记载自古以来一直很多。后者则比较复杂，包括战争、屠杀、恐怖袭击、环境污染、食品和药物中毒，乃至重大交通事故等等，大多是一部分人加之于另一部分人（有时也包括自身）的严重伤害。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人们事实上也已经给予了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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